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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暉: 中國進入“新窮人”時代

2019-05-22 13:04:59  來源:活字文化  作者:汪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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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字文化按:

  上周日,北京大風,在白紙坊西街,刮倒的一棵大樹砸中了一位騎車路過的外賣小哥,小哥因傷勢過重離世。在山東老家,有需他撫養的三個孩子和需贍養四位老人,他生前的多名同事介紹:“我們再窮也是抽8塊紅塔山,他就直接隨身帶著煙葉和卷煙紙,自己卷旱煙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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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賣小哥多為進城務工的農村青壯勞力,農民的貧困化讓他們離開家鄉,來大都市賺錢謀生;而戶籍制度與高昂房價讓他們無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在汪暉教授看來,“打工者群體正在從擁有一點農村土地的半無產階級化的工人群體向無產階級化的工人群體過渡。”“這個新工人階級群體是資本主義世界工廠形成過程中的階級關系、城鄉對立和區域分化的產物。”他們與因經濟轉軌所產生的下崗工人、城市貧民共同構成經典意義上的“窮人”。

  而接受過高等教育,從事知識密集型產業,對自己的白領身份有很高的期待與想象,但實際的經濟地位只是被剝削的勞動者群體,構成了這個時代的“新窮人”。“碼農”和“金融民工”等稱謂恰如其分地形容了這個群體的真實身份。

  “如果說經典意義上的窮人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產物,那么“新窮人”則是消費社會和消費文化的伴生物,但他們同樣是資本主義經濟從工業經濟向金融資本、從實物經濟向虛擬經濟過渡中的產物,他們與打工者階級共同構成了“窮人”這一概念的兩面。”

  一份外賣,可能連接的正是“新工人”與“新窮人”。在汪暉教授看來,“在這個時代里,新窮人、新工人的政治將是歷史變動的重要力量。”

  汪暉:中國進入“新窮人”時代

  貧富分化、城鄉分化與區域分化是資本主義時代的常態。在這個常態中,誰是窮人這個問題是不言自明的。

  相對于資本家,工人是貧窮的;相對于城里人,農民是貧窮的;相對于發達地區或第一世界,欠發達地區或第三世界是貧窮的。

  馬克思通過對生產方式的分析,從勞動與資本的相互關系中,解釋了階級剝削與貧窮的關系。

  《窮人的經濟學》的作者舒爾茨將他對窮人的分析集中于農民,他的人力資本的概念致力于解決工業化過程中的農村發展問題。

  依附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生產不斷地再生產中心-邊緣關系,讓第三世界國家成為依附于第一世界的邊緣區域,無法獲得自主的發展,長久地限于貧窮的狀態。

  因此,破產的或瀕于破產的農民、處于無產階級化過程中的工人及遍布第三世界農村和城市貧民窟的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人群,為窮人這一概念提供了注腳。

  改革初期,農業體制往縮小城鄉差別的方向進行改革,但從1980年代中期城市改革開始,城鄉差別持續擴大。

  至九十年代末,以“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為癥候的三農危機占據了社會輿論的中心,窮人與農民身份之間的聯系在城市化和工業改革的背景下更加突顯。

  正是農村的破產、農民的貧困化和農業的危機,為日益擴張的"世界工廠”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大軍。農業稅的減免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危機”,如今中國正面臨年輕一代出走、老弱農民種地的格局。

  按照戶籍統計,現在有2.4億從農村移民城市的打工者,其中60%以上是從未從事過農業生產、也并不準備回鄉的新一代打工者。

  伴隨著土地流轉政策的實施,打工者群體正在從擁有一點農村土地的半無產階級化的工人群體向無產階級化的工人群體過渡。

  他們是生活在城市之中、回不了家鄉又不能擁有平等的城市居民地位的群體。這個新工人階級群體是資本主義世界工廠形成過程中的階級關系、城鄉對立和區域分化的產物。

  新工人階級是經典意義上的窮人,與他們一道誕生的還有那些在社會主義時期占據著特殊地位的工人階級的衰落—他們從一個具有某種主體地位的城市階層迅速地向城市貧民或失業者身份滑落。

  這個轉變的歷史深度遠遠超出了當代的想象視界,我們或許要隔一個世代才能理解這一大轉變的歷史含義。

  本文有關新窮人的討論的是一種不同于上述經典意義上的窮人的“新窮人”,例如廉思幾年前發表的著作中有關“蟻族”的描寫:他們大學畢業,聚居于城市邊緣或中心,擁有一定的工作和收入,卻在消費社會的碾壓下輾轉反側。

  用陳國戰的話說,“‘新窮人’大都受過高等教育,工作于高檔寫字樓,外表光鮮亮麗,對自己的白領身份有很高的期待和想象”;但“無論在工作的枯燥程度上,還是在收入水平上,他們都已與藍領工人沒有實質性的區別。”

  與物質上的消費不足相伴隨的,是所謂“精神貧困”,價值觀的缺失等等。這類貧困并不因為經濟狀態有所改善而發生根本變化,他們是消費社會的新窮人,卻又是貧窮的消費主義者。

  劉昕亭對鮑曼的《工作消費新窮人》一書做了精彩評述,根據鮑曼的解釋,“新窮人”是“消費社會里的窮人,其社會定義或者說是自我界定,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換言之,就是準備不夠充分的——消費者。”

  劉昕亭分析說:“消費社會的‘新窮人’,意味著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的生活’之外,意味著達不到標準,意味著羞恥感和負罪感。當消費社會苦心孤詣地訓導其成員體驗新消費生活模式的時候,對于‘新窮人’來說,他們感受到的,不僅僅是金錢與物質的貧乏,還有最痛苦的剝奪與失落。”

  劉巖將中國的新窮人的產生至于社會主義向后社會主義的轉變之中加以觀察,他發現窮人命運的轉變與勞動從價值的中心源泉向資本價值增值的中介的角色過渡有著密切的關聯。

  如果說經典意義上的窮人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產物,那么“新窮人”則是消費社會和消費文化的伴生物,但他們同樣是資本主義經濟從工業經濟向金融資本、從實物經濟向虛擬經濟過渡中的產物,他們與打工者階級共同構成了“窮人”這一概念的兩面。

  我們可以預期的是:這兩個階層之間將會出現越來越多的重疊地帶。

  由于新窮人常常擁有較高的文化、教育和技術水平,他們對于世界的想象與消費社會的運動密切相關。

  新產業工人的身份地位能否產生類似于19-20世紀工人階級的政治自覺,至今仍然是一個爭論中的問題,但廣本汽車公司的罷工、富士康工人的自殺,還有許許多多新工人階級的斗爭顯露著這個群體在改變自己命運的斗爭中正在探索著自己的身份定位和政治訴求。

  “新窮人”的階級身份似乎更不確定,但我們不難在阿拉伯的反抗運動、占領華爾街運動和莫斯科街頭看到他們的身影。

  “新窮人”身上的政治潛力是一個有待探索的領域:他們是不滿的源泉,卻又未能展開全新的政治想象;他們在消費不足中幻滅,卻又不斷地再生產著與消費社會相互匹配的行動邏輯。

  一切剛剛開始,離真正的戲劇還有一段距離,但各種新因素迅猛涌現,規模空前,它們預兆著一個正在降臨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新窮人、新工人的政治將是歷史變動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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