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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 回望抗美援朝:一次思想大解放!

2019-05-23 15:16:15  來源:紅歌會網  作者: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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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形的殖民統治是比較容易戰勝的,但要戰勝無形的殖民統治,反而比較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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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英雄兒女》到《上甘嶺》,從《冰血長津湖》到《奇襲》,這些塵封已久的老電影的連續重播,使抗美援朝這場曾被刻意遺忘,又被沈志華之流肆意抹黑的偉大戰爭,又以王者歸來的姿態,重新進入了國人視野。

  對抗美援朝戰爭再回首,驗證了這樣一種人類共同心理現象:當一個國家或者民族遇到危機時,會本能地回望自己歷史上最光榮的時刻,從中汲取戰勝困難的力量和勇氣。

  比如,當俄羅斯人遇到困難的時候,他們會下意識地回望莫斯科保衛戰和斯大林格勒戰役;當美國人遇到困難的時候,他們會想起葛底斯堡戰役,也許還會想起硫磺島戰役或諾曼底登陸;而英國人遇到困難時,他們則會想起希特勒擊敗法國后發生在倫敦上空的空戰。

  對中國人來說,抗美援朝戰爭及其偉大勝利,則是近代以來中國最光榮的時刻,也是我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重要的精神資源,我們必須倍加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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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在地緣政治上的意義,已經說過很多了,這里不展開,只簡單說一句:抗美援朝,可謂正手打美國,反手打蘇聯。

  正手打美國,重新確立了中國在朝鮮半島的安全邊界在北緯三十八度一線,而不是鴨綠江和圖們江;反手打蘇聯,則意味著抗美援朝勝利后形成的國際局勢,使蘇聯交回了通過遠東戰役從中國獲取的有損中國主權的“權益”,如中長鐵路、旅順軍港。

  抗美援朝的意義是雙重的,既是愛國主義,也是國際主義。戰爭的勝利徹底改寫了近代以來中國的國際形象——從被侮辱、被“霸凌”、被侵略、被拯救的可憐形象,一變而為拯救者、保護者的英雄形象。

  抗美援朝勝利后,國際社會都明白了,“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言必信,行必果,再不敢對中國政府的表態掉以輕心,中國實際上獲得了“國際立法者”的資格,而不是溫順乖巧的“國際秩序的尊重者”。

  比如,當越南戰爭爆發后,中國劃定了北緯十七度線,禁止美軍越線。這一次,美國就聽進去了,無論在越南戰場打得如何被動,美國地面部隊都堅持不越雷池一步。最終,美軍和越南好見好散,尼克松總統翩然訪華,承諾和臺灣當局“斷交、廢約、撤軍”。

  不過,這些還不是抗美援朝的全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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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中華民族文化和心理建構的角度來看,抗美援朝打破了美國不可戰勝的神話,消除了根深蒂固的崇美、恐美心理,使中國人在精神上真正站起來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逐漸取代了英國成為新的世界霸主。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的國力和影響力都達到了頂峰——美國是金元帝國,好萊塢文化風靡全球,美國對核武器的壟斷與使用,所有這一切,讓很多精英魂飛魄散,心服口服地跪倒在山姆大叔腳下。

  作為一個與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同時出現的新興霸權國家,美國和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國不同的地方在于,特別重視“軟實力”,重視在各國內部培養親美派知識分子、買辦知識分子。

  長期以來,作為留美預備學校的清華大學、燕京大學、上海圣約翰大學等都是美國在中國培養親美知識分子的重鎮,去年熱映的電影《無問西東》再清楚不過地證明了這一點。

  不能否認這些大學傳播了一些有益的科技文化知識,但其主要功能是洗腦,培養對美國、西方的迷信和崇拜。

  親美知識分子是美國和西方對中國進行文化與心理統治的管道和抓手,是通過對話語和學術界的掌控來影響決策,論證在美國面前跪下最符合中國的利益,站起來則是對中國最大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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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定意義上說,有形的殖民統治反而是比較容易戰勝的。比如長江里的英國軍艦“紫石英號”,解放軍一開炮轟丫的,它就逃之夭夭了,再也沒有會回來,但要戰勝無形的殖民統治,反而比較困難了。

  抗美援朝前夕,中國的親美派知識精英崇美、恐美達到什么程度?也許張東蓀叛國案可以讓我們略窺一斑。

  張東蓀有看起來相當不錯的個人履歷。他早年留學海外,回國后任燕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多所大學教授。辛亥革命時,張東遜擔任孫中山的臨時大總統府秘書,1921年,他還曾參加過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會議,差一點就成了一大代表。1948年,他曾參與北平和平解放的活動,其努力得到過毛主席的稱贊。建國后,他榮任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政協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民盟常務委員等職。

  張東蓀最為光榮的經歷,是他在抗戰期間曾經被日本占領當局逮捕。日軍以偽政權的“教育部長”之職相誘,但被他拒絕了。關押期間,他自殺四次而未遂,并與看守廝打,不屈服于日寇的淫威。

  但就是這樣一位看起來頗有“氣節”的人物,內心深處卻是極度崇美、恐美的。新中國成立后,美國對華采取敵視政策,這就把張東蓀嚇破了膽,恐美癥惡性發作,居然暗中和美國特務聯系,希望美國能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放中國一馬;張東蓀還交給了美特一份政協委員名單,并將其中認為可與他自己合作的人用筆勾出,這簡直是要組織美國傀儡政權了;不僅如此,張東蓀還直接掩護了與其接頭的臺灣保密局特務,并提供其私藏的電臺,其中最重要的情報——宋時輪率領九兵團入朝、軍列的運行時間、可能投入東線長津湖方向等——就是通過其提供的電臺傳送出去的。

  張東蓀犯下了罪孽是深重的,我們甚至可以說,他的雙手上,沾滿了志愿軍的鮮血!連北大校長馬寅初都咬牙切齒地說“要是我就把他槍斃了。”但一向待人寬厚的毛澤東主席念及他過往的歷史,指示: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養起來。

  張東蓀的歷史,不能證明他骨子里就是極端的反動分子,也沒有證據證明他是美蔣預留的潛伏特務。但他為什么會走上叛國的道路?

  張東蓀的邏輯是極其簡單、極其愚蠢的——美國不可戰勝!既然美國不可戰勝,那么賣國就是愛國!

  這曾經是汪精衛深信不疑的邏輯,五十年代初的時候,也是許多親美知識分子所共享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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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美援朝的勝利,打破了美國不可戰勝的神話!使中國人在思想上、精神上獲得了一次大解放,是真正的“讓思想沖破牢籠”!

  有了這樣的思想解放,中國才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選擇了自主工業化,這有了此后70年的一系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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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歷史是曲折的,八十年代之后,由于復雜的國內外因素,崇美、恐美心理,再次在精英階層中占據支配性地位,無論是認為“中美關系是中國的核心利益”,還是主張“現在是投降的最佳時機,越早投降越有利”都證明了這一點!嚴格說起來,他們都是張東遜式的人物,區別僅僅是五十步和百步而已。

  在今天的形勢下,我們需要新的思想解放,需要擺脫文化上心理被殖民的狀態!沉浸在失敗主義情緒中,就可能走上叛國的道路。

  回望抗美援朝的勝利,我們要重新確認,美國是可以戰勝的,這不是被5000年的歷史證明的,而是被66年前的歷史所證明的!確認了這一點,才具備了正確處理中美關系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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