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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34年前批評劉亞洲的文章

2019-08-13 17:58:25  來源:烏有之鄉  作者:劉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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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有之鄉:

  近日到圖書館查閱資料,發現《作品與爭鳴》1985年第8期有一篇文章批評劉亞洲的小說《一個女人和一個半男人的故事》,忍不住瀏覽了一下,覺得這雖是34年前的一篇舊文,但對認識劉亞洲目前的政治立場和觀點仍然很有幫助。現推薦給你們,盼予發表。

  敬禮

  網友  蕭子竹

  2019年8月9日

  莫愁前路無知己

  ——評《一個女人和一個半男人的故事》

  劉潤為

  那“一個女人”是團衛生隊護士,“半個男人”的妻子,“一個男人”的情人,姓名和出身隱去未記;那“一個男人”叫陳淮海,主攻連所在營營長,軍長的兒子,一位海明威筆下的雄獅式的英雄,“一個女人”的情人,“半個男人”的朋友;那“半個男人”叫羅一明,出身隱去未記,團作訓股參謀,戰場上的可恥逃兵。他們的“故事”發生在生死搏斗的對越自衛反擊戰的老山戰場。

  有的讀者認為這是一篇庸俗無聊的“△”小說,然而我們卻注意到:在這里,劉亞洲同志提供了超越“△”故事本身的更為深廣的認識內容,傳達了遠比描寫“△”故事更為重要的別一種深意。而我們所要提出批評的,恰恰也正是這些。

  隨著這個“△”故事的展開,劉亞洲同志將筆觸探向了參戰部隊人際關系的諸多側面。這里有官兵關系,干部階層的上下級關系,朋友關系,情人關系。這些關系又都是怎樣的一種情形呢?

  請看以下幾例:在團作訓股參謀羅一明企圖自傷逃避戰斗的時候,那個“老戰士”是“那么胸有城府”,“裝作昏迷看他走向深淵”。團長和營長,即使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仍然夙怨不除、成見甚深,團長對營長甚至有意設置圈套。陳淮海和羅一明這一對有十五年交誼的朋友,雖然自以為“友誼”已“進入最高境界”,實際上彼此并不真正了解,而羅一明對陳淮海居然以欺騙相報。最富于詩意和暖色調的要算是情人關系了。遺憾的是,這位“知我者,莫若你”的“一個女人”,對陳淮海的大品大德也不甚了了,在他處死羅一明這一可恥逃兵之后,也在心下嘀咕這一事件大概屬于情殺。這支部隊的人際關系,就是這樣籠罩在一種冷冰冰的心理氛圍之中。這里沒有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只有偏執的成見和不可拆除的隔閡;沒有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只有不可調節的對立和永無休止的猜疑。讀罷作品,我們不能不產生這樣的印象:在這支部隊里,人際知覺和人際吸引的可能性和現實性都不復存在,人和人不可能溝通,他們的心靈之間呈現為一種絕裂的狀態。

  社會心理學告我們:個體之間建立起來的情緒引誘性的吸引,是構成群體的團結性,實現協同活動,導向目標的一個基本層次。這種吸引對于作為群體發展最高形態的人民軍隊來說,意義尤為重大。沒有這個基礎,我們的部隊將會成為憑借外力收集攏來的一盤散沙,大大削弱乃至完全喪失應有的戰斗力。在小說中,這是一支打了勝仗的部隊,可是人際關系竟然如此糟糕,分離性情感竟然發展到如此嚴重的程度,這在邏輯上是無論如何也講不通的。當然,我們并不否認:在現實生活中,由于信息量的不足,信道的某些環節的障礙和干擾,以及個體過去經驗和認識能力的局限,部隊成員之間難免發生了解不夠、隔閡以至于很深的成見。但是,這類消極現象在人民軍隊的人際交往中畢競居于相當次要的位置。而且完全是可以通過軍隊系統的自調節而逐步得到克服的。尤其是在戰斗這個靈魂接受最為嚴峻考驗的關頭,我們的戰士每每盡棄前嫌,以至于用鮮血和生命譜寫出一曲曲感天動地的友愛之歌。君不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環》,不正是從藝術上為我們提供了有力的佐證嗎?我們并不主張把人民軍隊的人際關系寫得通體透亮,也并不反對揭露人民軍隊人際關系的消極面,但是要求分寸得當、審美評價正確、情感態度積極,大概還不能算是苛刻吧?似劉亞洲同志這樣,用一種低沉的筆調,將人民軍隊的人際關系夸張到近乎崩潰的邊緣,我們不能不坦率而嚴肅地指出:這是對人民軍隊人際關系的一種有失分寸的把握。

  我們在從整體上通觀劉亞洲同志對參戰部隊人際關系描寫的時候,不能忘記他的筆墨之重點所在。重點是什么呢?那就是著意渲染部隊的社會客體之于陳淮海的異己狀態。除了我們在上文提及的團長、羅一明和“一個女人”外,全團的其他指戰員也幾乎都對他懷有深深的成見。自從一入伍,他就成了“全團頭號引人注目的人物”。在他為“一個女人”吹去眼皮里煤灰的事情發生以后,不無惡意的人身攻擊、捕風捉影的流言蜚語,一窩蜂似地向他撲來。在“一個女人”的丈夫羅一明被派到主攻陣地后,戰士們都對他投以“不懷好意”的目光,等著瞧他如何發落羅一明的好戲。特別是在他依軍法處治了羅一明之后,這個團的指戰員對他的成見迅速升華,幾近白熱化的程度。先是團長不顧他的重傷,咄咄逼人地盤詰他何以打死羅一明。接下來便是團長觸到陳淮海身上的手槍以后的一系列鏡頭:“那只手突然像觸電似地縮回去。”于是“團長命令:‘下他的槍!’”只見“兩個戰士”“和獵犬一樣”“撲上來”,“一個幕僚居然臥倒了”。“這舉動中含著多深的敵意呵”!“在通往衛生隊救護所途中,他與許多團部的人相遇。人很熟,目光卻很生。起碼都是懷疑的了,更多的是鄙夷的和法官般的,叫人恨。”一位正氣凜然、秉持軍法而處死逃兵的指揮員,竟這樣陷入了一種徹底孤立的境地;一位不曾被敵人征服過的雄獅式的英雄,居然被自己的同志推入了無法擺脫的泥淖。這是怎樣的一幕令人魂悸魄動的悲劇啊!

  那么,這個團的指戰員們為何對陳淮海如此成見至深呢?劉亞洲同志有個明確的解釋:“原因很簡單:他是一位軍長的兒子。”他斷言:關于他的流言,“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才能結束:一,他調離這個團;二,團里調來一位軍區司令員的兒子。”這就是說,誰的父母的官位越高,誰就越成為眾矢之的。在這支部隊里,高干子弟是何等地難以做人啊!這樣一來,陳淮海對這個團的指戰員們也產生了一種疏遠感和很深的對立情緒。對部下的士兵:“你們太不知我!”對團長:“那家伙難道不知道我血管里流的是誰的血?”對“一個女人”:“你愛我,但不知我。知我者,我自己。”

  對傳言(其實是對這個團指戰員們的特殊的泛指):“你想,你不就是憑我不能選擇的出身欺負我嗎?我也要憑這一點贏你,贏得你慘慘的。”偌大的一支部隊,難道除了猜疑就沒有信任?除了冷漠就沒有溫暖?除了隔膜成見就沒有肝膽相照?毋庸置疑,陳準海對于這個團之于自己成見的估計,帶有明顯的主觀夸大的成份。那么,這種明顯的主觀夸大,標記著陳淮海的一種什么意識呢?讀者一看便知,那就是私下里自鳴得意的高傲感和“國無人莫我知兮”式的孤獨感。二者合而稱之,就是一種一班高干子弟的孤傲感。

  這樣一來,劉亞洲同志便通過他的小說向我們提出了兩個社會問題,即如何看待社會上的對于高干子弟的成見和一班高干子弟的孤傲感。不錯,不止部隊的某些指戰員,就是其他社會領域的某些成員,對于高干子弟確實存在著程度不等的成見。這種成見作為一種消極的社會定勢,是由歷史的、社會的,主觀的、客觀的諸多方面的復雜因素造成的。但是這諸多因素中,有三種是最為重要的。其一就是我們的一班高干子弟自身確實不爭氣,在思想行為上存在著很多缺點和弱點,有的甚至走到他們父輩的反面,成為新時期的“八旗子弟”。這就為某些社會成員知覺高干子弟的消極定勢提供了信息基礎。其二是來自某些社會成員的片面的思想方法。他們或者根據有限的信息匆忙作出結論,或者從個別推及普遍,于是不管青紅皂白、魚目龍珠,統統一以觀之。三是來自某些社會成員的小私有者觀念。當他們用這種觀念來看待高干子弟的時候,便表現為對其優越的經濟條件和社會地位的一種嫉妒和平均化欲望。馬克思曾經指出:這類意識,其實“是貪欲所采取的并且僅僅是用另一種方式來滿足自己的隱蔽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8頁)。至于一班高干子弟的孤傲感,也是一個比較復雜的社會問題。刪拔大要,至少有以下兩方面的成因:其一是他們所處的社會地位具有兩重性。父輩的革命傳統可能給他們帶來積極的影響,而優越的經濟條件和社會地位則有可能成為他們的包袱。特別是在和平安寧的時日,由于家庭和社會教育管理方面往往出現某些薄弱環節,所以封建等級觀念和庸俗的小市民意識也就很有可能侵入他們的思想,使他們產生一種自命不凡的消極的自我意識,自覺不自覺地將自己擺在社會上的一種不恰當的位置。“文化大革命”初風靡一時的“老子英雄兒好漢”的血統論,就是這種自我意識的最幼稚最淺薄的表現(我們看到,這種殘余在陳淮海的頭腦中仍復存在)。其二是類的狹隘意識,使他們認識不到高干子弟的類的利益與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似乎周圍社會客體的存在對“自我”是一種格格不入的異己的力量,特別是在某些社會成員對他們持有成見的時候,尤其是這樣。于是將自己的同類與周圍的同志對立起來,甚至將周圍同志對他們中的個別成員的正當批評也看成是對他們整個類的侵犯,以至于鬧到同周圍同志、同人民對抗的地步。

  如果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上,對人民軍隊某些成員的這種成見和一般高干子弟的孤傲感在藝術上予以恰當而又積極的暴露,對于促進人民軍隊的人際知覺和人際吸引,加強團結,推動部隊系統向著穩態和有序化發展,未嘗不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情。遺憾的是,劉亞洲同志未能站在應有的思想高度,而是完全站到了與陳淮海相同的思想水平線上:一方面,不對產生這種成見的根源進行比較深入的挖掘,只是不顧客觀現實和生活的邏輯,一味地進行令人難以置信的夸大;另一方面,非但不對陳淮海的那種孤傲感有半點批評,反而惺惺惜惺惺地沉浸在對他的同情和贊美之中。“文學不能不是某一種思想傾向的體現者。”(《車爾尼雪夫斯基論文學》第547頁)這篇小說無可辯駁地表明:劉亞洲同志也正是從類的狹隘意識出發,來處理這一題材的,從而使這篇小說成了宣泄一班高干子弟孤傲感的工具。

  作品中一旦烙印了這種類的狹隘意識,就猶如用自己的手在廣大讀者面前筑起一道障壁,使他們無法越過對于作品真理性和倫理性的考慮而進入純粹的審美觀照。您看,在這篇小說中,劉亞洲同志盡管力圖在軍人性格的塑造上有所突破,盡管將陳淮海的偉丈夫氣概渲染得較為淋漓,終究還是引起了審美上的排斥和反效果。列寧曾經語重心長地對文藝工作者說過:“藝術是屬于人民的。它必須在廣大勞動群眾的底層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須為這些群眾所了解和愛好。它必須結合這些群眾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們”。(《列寧論文學與藝術》(二),第912頁)只有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感情、思想和意志的文藝作品,才有可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當然包括絕大多數高干子弟)的認同。寄語劉亞洲同志,超越那種類的狹隘意識的局限,以更廣闊的胸襟去擁抱戰友和人民吧!倘能如此,其創作的正面意義上的突破則庶幾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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