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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郎開店新解——集體的思想惰性與亞當·斯密

2019-06-10 16:57:52  來源:紫虬視野  作者:紫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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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浙江通志》記載,武松是個常在涌金門一帶賣藝的流浪漢,并無哥哥。武大郎純屬虛構人物,何來嫉賢妒能?本文所指與武大郎無關。本文只想談談甘愿進店的侏儒,即思想侏儒。

  縱觀建國以來歷史,由形而上學構成一種社會思潮并不罕見。1970年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批評天才論,提出群眾智慧才是天才,毛澤東在葉群的檢討上批語嚴厲質問:“一個共產黨人,不讀一點馬列怎么行呢?”(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斗爭》)這段歷史,被極右的敵對筆墨常常描繪成權力斗爭而充斥媒體,讓人們往往疏忽了一個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

  毛澤東在這里強調讀馬列,更多針對的是一種普遍傾向,是因為許多老紅軍、老八路,包括九大提拔起來的中青年干部,犯了思想惰性的錯誤,把對革命領袖的忠誠、信賴和獨立思考對立起來,九屆二中全會上在陳伯達煽動“天才論”后,“知道了我們黨內竟有人妄圖否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強烈的憤慨。”(會議6號簡報,文/顧保孜2012年02月10日16:51 人民網-文史頻道),結果差點成了林陳反黨集團搶班奪權的工具。為此毛澤東提出了《我的一點意見》,以黨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的名義向全黨提出了一個大是大非問題:“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于知識范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115頁)。

  這是《實踐論》在新條件下的闡述,是八年后全黨批評“兩個凡是”的思想理論源頭。事后毛澤東評價,自己在廬山會議上是反潮流的。能成為潮流,可見黨內思想中集體的形而上學和惰性。

  幾年后,1974年,毛澤東在給葉劍英的信中批評道:“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377頁)。批評了文革骨干,針對的,也是普遍情況。

  1979年鄧小平訪美期間,《參考消息》登載外媒評價,鄧是中國唯一用自己頭腦思考的人。不知帝國主義亂七八糟的評論從何說起,但批評的顯然是國人。盡管在此之前進行了廣泛的真理標準討論,不少人似乎忘了這是唯物論的反映論與唯心論的先驗論之間的斗爭,而把注意力放在政治權力更替上。

  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曾提到了“族群假象“,由于人的精神的實體氣質相同,由于一種情感的灌注,由于印象產生的方式等原因,就會產生主觀的心靈。培根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思考,對后來的馬克思,恩格斯形成辯證唯物主義是有幫助的,被馬恩評價為英國唯物主義第一人。“族群假象”反映的是思想上的惰性和僵化,這種惰性容易產生一種心理學上的“集體無意識”。

  改革開放40年來,集體的思想惰性,認識上的族群假象,并不因領袖的教誨或者對晚年錯誤的不同認識而有所減弱。它的根源,還是來自于不讀書,不讀馬列。

  《人民日報》6月4日“鐘聲”文章《亞當·斯密在悄悄流淚》就犯了一個不讀書的錯誤,雖然已經引起有識之士的批評。但作為黨報意見,代表了普遍流行的觀點。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最著名的一點,是提出了黨內不少人崇拜備至的“看不見的手”。在《國富論》中是如此敘述的:

  由于每個個人都努力把他的資本盡可能用來支持國內產業,都努力管理國內產業,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會的年收入盡量增大起來。確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由于寧愿投資支持國內產業而不支持國外產業,他只是盤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產業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場合,象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事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那些假裝為公眾幸福而經營貿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219頁

  看看原文便知:“看不見的手”是追求自己利益的結果。這個觀點被以后的新老自由主義闡述演繹,已成為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核心。他們把個人利益至上,以鄰為壑不斷美化成市場可以自動均衡的神話,雖然這種自動均衡神話,在兩百多年的資本主義的產能過剩,需求不足,兩極分化,阻撓類似5G的技術創新,進入蕭條的周而復始中,伴隨著生產方式衰敗和社會矛盾加劇,反復幻滅,但在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隊伍中卻頗有市場。

  前蘇聯解體之前的500天私有化計劃將前超級大國,成功演變成乞丐大國;在中國,中國共產黨人在市場經濟探索中收獲了掌握價格信號、價值規律、宏觀調控和全面經濟核算等有益元素,也遭受了市場條件下勞動工人雇傭化,權力普遍腐敗,不自覺的兩極分化等導致的階級基礎的嚴重削弱,以及由哈佛大學弗格森教授的研究概括的美國的寄生性:“中國負責生產,美國負責消費”(2018-03-14 高瞻智庫),不就是“看不見的手”的生動體現嗎?前社會主義陣營的人們,最切身不過的感受到它的典型的資本主義生產特點。

  馬克思專門在《資本論》中寫了一章《亞當·斯密》,專門批判、揚棄斯密的觀點。也就是在批判亞當?斯密中,闡述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基本原理。

  《國富論》說:

  “資本增加,由于節儉;資本減少,由于奢侈與妄為。”——165頁

  對于亞當?斯密回避剩余價值,美化資本,馬克思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駁。

  “資本只有作為一種關系,——從資本作為對雇傭勞動的強制力量,迫使雇傭勞動提供剩余勞動,或者促使勞動生產力去創造相對剩余價值這一點來說,——才生產價值。

  資本不創造任何新價值,一般地說,它把交換價值加到產品上,只是由于它本身具有交換價值,也就是說,由于它本身可歸結為物化勞動時間,因而由于勞動是它的價值的源泉。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六卷(I)[第三章]亞當·斯密

  “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資本論》第一卷第24章第6點),

  鐘聲在評價美國“開放自由理念”,“公平競爭價值”時,最好聯想一下前蘇聯500日計劃,“1992年9月2日以前出生的俄羅斯人,每人均可獲一張面額1萬盧布的“私有化證券”,那是何等的公平、自由?當然,還有不久以后兩級分化出的極少量寡頭與眾多貧民、失業者、酒鬼、乞丐。

  鐘聲離開這些歷史和現實,背離《資本論》的基本精神,美化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并不是偶然現象,它有很大的思想勢力。兩年前,中紀委巡視組對中國社會科學院做出“馬克思主義邊緣化”的批評。最近央媒有的同志,把對中美貿易中的階級分析不僅評論為“寧‘左’勿右”,而且認為是私利使然。其論不僅錯得離譜,也暴露出所有這些令人吃驚的現象和觀點后面,至少缺少了一些“認真讀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表現了一種集體的思維定式,或集體無意識。

  為什么在我們的隊伍中出現這些糊涂認識,以及出現了糊涂認識后習以為常?

  正是新的“兩個凡是”作祟。

  否則,請對照兩級分化現實思考一下,在勞動力成為雇傭商品的市場條件下,社會主義真的與市場經濟沒有根本矛盾嗎?聯系春秋戰國時期鼓勵鐵犁牛耕和都江堰,以及特朗普發誓追趕6 G,發展生產力怎么只成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難道要靠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前提條件嗎?如果這樣,和資本主義有何區別?在這個偉大的時代,需要告別思想侏儒,沖破思想牢籠,因為解放思想永無止境。

  眼前鮮活的例子是任正非自述,從來不打牌,卻熟讀了《資本論》,精讀了《毛選》。沒有了正確理論的穿透力,何來今日華為俯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通吃東西方的驕人成就?何來任正非駕輕就熟的掌握運用勞動、資本的概念組建企業鐵軍?我們應當注意到,任正非從來不滿足于只讀共產主義ABC一類的小冊子。

  在十九屆一中全會上,習近平指出:

  “要自覺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深入觀察世界發展大勢,深刻體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要善于從外國和外國政黨的興衰成敗中,從我們國家和我們黨的歷史中,從這些年黨內正反兩方面的典型中,汲取經驗教訓”。

  總書記的告誡,切中時弊。當前正在進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主題教育,在總書記思想建黨,理論強黨的要求中,讓我們互勉,同時警惕:

  “科學的發展在提供越來越多的材料,證明馬克思是正確的。因此要同他進行斗爭就不得不加以偽裝,不要公開去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基礎,而要在表面上承認它,用詭辯來閹割它的內容,使馬克思主義變為對資產階級沒有害處的神圣的‘偶象’”。

  列寧,《第二國際的破產》(一九一五年五~六月),《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九九頁

  2019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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