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罄竹難書,紅軍長征后蔣介石在蘇區究竟屠殺了多少人?

2019-07-21 14:18:00  來源:儒林傳媒  作者:水蓮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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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開始了兩萬五千里的長征。

  國民黨在占領紅軍根據地后,立刻開始了報復性屠殺,而這一活動主要由國民黨內仿照意大利黑衫黨與納粹沖鋒隊形式建立的藍衣社來負責。

  一、藍衣社別動隊的初步行動(1934年—1937年)

  1、特務康澤的別動隊在接管地方后,以過去的戶籍資料為準進行清查戶口、劃分保甲等工作。西方人甚至認為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最詳盡的一次戶口清查,其目的是為了抓住任何一個紅軍或黨的嫌疑人員及家屬。

  對逃跑的和蘇區有聯系、或者有子弟在紅軍部隊的人家,別動隊實行連坐方式,凡及時回村“報到”并登記戶口者,視為“及時自新”,而未來自首者“一經察覺,罪及全家”。

  在一批逃亡地主、富農返回后,他們迅速成為了別動隊在當地的民間基礎。保長、聯保主任的人選,就在這些人中指定產生。而臨時衙門、保甲長產生后,“標準戰略村”、保甲制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和驚人的恐怖被推行著。

  2、“無人區”的建立。康澤指揮別動隊員和臨時征集的地主武裝,將過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驅趕出他們的住所,然后趕進標準“戰略村”,把數以百萬計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樣圈禁起來。在村民被驅趕進戰略村后,非常嚴厲的“保甲制”就開始了。

  這個“保甲制”是現代史上最聳人聽聞的,它規定任何一家人要證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證不“通敵”、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給物質給紅軍。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滅門,五家連保連坐,“如有敵情”不舉報者,也要滅門。一家犯事,除該家毀家滅戶之外,其余四家也“殺無赦”!

  “五戶連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在熟悉當地的保甲長支持下,異常順利地取得威懾效果。前別動隊人員方舟在《回憶別動隊始末》一文寫到:不管是他作為中隊長進駐瑞金后,還是在戰爭結束前的其它地方,因為對“已‘自新’的農民,聯保主任都暗中監視”,這個嚴密陰森的民間特務網使地方整肅。

  蔣介石曾以“滴水不漏”來評價別動隊的工作。

  3、“新江西模式”。

  全面占領蘇區后,國民黨在江西搞的“新江西模式”的第一個舉措是組織“壯丁隊”和“鏟共義勇隊”,為此,別動隊對江西的百萬青壯年實行全面、嚴格的管制。

  前別動隊人員劉操的一份回憶材料寫到,當時江西農村 “凡年滿18歲、不足45歲之壯丁”,一律編入壯丁隊。壯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面監視,“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并絕對禁止壯丁離家遠出”。

  至少有五十萬人被編入壯丁隊。它的“積極分子”則組成“鏟共義勇隊”,“鏟共義勇隊”的人數有幾萬人。

  別動隊還在各村成立夜校,前蘇區成年男女都必須進夜校,參加壯丁隊、“鏟共義勇隊”。成年男女進民眾夜校后每個人需要“認識500個以上漢字”。完成掃盲后,則被要求熟記、背誦《剿匪手本》。而江西各地的土墻柴門上到處粉刷著“攘外安內”、“剿匪救民”、“消滅.”、“嚴密保甲組織”等標語。每個清晨和傍晚,所有的青壯年男女都必須在別動隊指揮下集中在村口朗誦這些口號。

  江西的共產主義思潮被根本地根絕了,幾年后,宋美齡在《西安事變半月記》里,以“江西地方迅速復興”的字樣,來概括別動隊的成就。

  在江西,別動隊也因此達到了它組織的頂峰。半年時間,別動隊從三個大隊擴充為七個大隊,擁有便衣特務人員7千余人,普通成員1萬7千人,控制正規軍3萬余人,管轄著江西500萬左右的居民。

  一些考察戰后江西社會的記者和學者,他們婉轉、隱約的文字背后,描述的則是在大約3年時間里,別動隊毫無人道、血跡斑斑的惡行。在無人區、收復區和 “標準戰略村”,在每一個村寨鄉鎮,別動隊成為東南部江西事實上的“軍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來最卑劣兇狠的政府。對原蘇區,他們所到之處,石頭過刀,萬戶蕭條,一個人口不過二、三十萬的小縣往往就被屠戮精壯數萬人。在閩西的連城、江西的興國等縣,僅三年時間就變成了幾乎沒有男人的縣份。

  《北華捷報》的一名記者言辭晦澀地稱:……“惡棍們”對于別動隊甚為恐懼。國民黨的數字是在三年中消滅了100多萬江西“赤色”分子。

  宋美齡的說法則要放肆、大膽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許別動隊的談話里,她說:別動隊在江西已經“結束了對人民的軍事.”,而在河南,“應采取相同的辦法”。

  二、別動隊在大別山(1933年—1935年)

  1933年年底,約2400名國民黨“別動隊”人員開到了大別山。該部別動隊由蔣伏生指揮,其實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說別動隊在江西搞了一個地獄,那也只是地獄的第一層,而大別山則是地獄的第十八層。

  蔣交給別動隊的具體政策如下:

  “匪共為保存田地,始終不悟,應作如下處置:一,匪區壯丁一律處決;二,匪區房屋一律燒毀;三,匪糧食分給剿共義勇隊,搬出匪區之外,難運者一律燒毀。需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否則剿滅難期,徒勞布置。”

  這次集體屠殺得到完全貫徹,并直接造成大別山地區一百萬多青壯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婦孺無家可歸,成為難民和饑民,并最終大批餓死。這一命令是由蔣伏生草擬,由那個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蔣總裁所批準下達的,由于這一命令的執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軍人自居、強調“廉潔和獻身”、立志“復興國家”的藍衣社成員,所以被執行得非常徹底,鮮有遺漏與幸免者。

  《剿匪戰史》(鄧文儀主編)所載,人口九萬的金家寨縣城,第一個月“槍殺與活埋三千五百多人”,縣城之外,“在古碑沖處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園各鎮處決的赤匪、赤匪家屬,以及赤匪傷病員至少三千人;上樓房鎮一次殺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殺了一百多人……”。9萬人口的金家寨,僅一個月時間就被殺了上萬人。這本來是別動隊用來邀功的資料,不過現在成了難得的歷史文獻。

  同時,別動隊還建立了集中營,由別動隊員、會道門武裝“三槍會”和地主還鄉團把守。當地的西方傳教士的記錄中說:“那似乎是一個原始地帶的沼澤,被關押在那里的人,象蒼蠅一樣成片成片地死去。……接連幾天我都在做噩夢,每當我一閉上眼睛,就能看見那些后悔自己來到這個世界的可憐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營建立時被關押的一萬多人剩下的還不到一千人。但是還沒有結束,當地西方傳教士還記錄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樹鎮一帶,“兩三千的婦女用繩索串成幾里長的一排,執槍的士兵象驅趕牲口一樣,把這些可憐的女人一個個明碼標價。她們被賣到了外地。這種悲慘的景象使我想起販奴運動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為這個景象不會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現”。

  販賣這些婦女的所得現款,“一律充當軍餉”。但不久后,因為數以萬計的民團無法發放薪餉,別動隊又自告奮勇地開始了賣孩子的勾當。幾千名14歲以下的兒童,就這樣成了武漢、合肥的許多工廠的包身工,乃至士紳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雛妓。

  在1935年大屠殺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幾乎人口滅絕,全成為廢墟。在殺戮最為慘重的天臺山和老君山一帶,原本有6萬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個地區只剩下不到300個老人和幾個病弱的小孩”。

  著名紅軍將領徐海東的全家連同親屬、宗族被殺了66口人,幾乎滅門。他曾回憶說:“蔣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領我的家鄉,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鎮,有一條街上,以前有許多蘇維埃合作社,人們安居樂業。如今一切已化為烏有,只有幾個老年人茍延殘喘。他們領我們走到鎮外的一條山溝,只見十七具半裸的年輕婦女尸體在光天化日之下橫七豎八地躺在那里,她們都是遭強奸后被殺害的。……我們都哭了。……我們無法置信中國人會對中國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南京大屠殺”持續的時間是6個星期,藍衣社別動隊的屠殺卻整整延續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滅絕村鎮、焚燒房屋、販賣人口的勾當還在進行著。“我記得……在幾個大工業中心,有成百上千這樣的人到達那里,通過中間人從國民黨軍官那里購買男孩和婦女的大量交易進行著,一時成為非常有利可圖的買賣”(斯諾,《紅星照耀中國》)。

  從1927年4月12日實行反革命政變開始,以蔣介石、汪精衛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就提出“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極端口號,對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者進行瘋狂大圍剿大屠殺。近據可靠史料記載,僅在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間,蔣介石和國民黨就屠殺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民主人士和無辜群眾多達31萬人。

  在蔣介石揮舞屠刀屠殺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的嚴重威脅下,中國**黨人隨即在南昌舉行了武裝起義,并在漢口召開的八七會議上正式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隨后在湘、贛、粵、鄂、豫、皖、閩、浙、陜等地紛紛舉行武裝起義,組織工農武裝,走上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隊伍到達井岡山,開展游擊戰爭,進行土地革命,組織工農政府,建立地方武裝,創建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8年4月,朱德、陳毅等率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分隊伍和湘南起義中組織的農軍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合,創建了中國第一支工農紅軍,并進一步擴大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對此,國民政府主席、陸海空軍總司令蔣介石急于8月下旬令武漢行營主任何應欽在漢口召開湘、鄂、贛三省"綏靖"會議,確定了以軍事為主,黨務、政務密切配合,分別"圍剿"各蘇區紅軍的總方針。

  蔣介石隨即調集湘贛兩省十八個團的兵力,分五路三次“會剿”井岡山。為了粉碎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會剿”,毛澤東與朱德率領紅四軍離開了井岡山向贛南進發。

  蔣軍在占領井岡山根據地后,立刻開始了大規模報復性屠殺。蔣軍提出在蘇區“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人要換種”的燒殺政策,單大井村先后就被焚燒九次。江西省1933年1930萬人,到1936年居然只有1370萬人,除去因戰爭死亡及跟隨紅軍主力長征的30萬的人數,被蔣屠殺的中央蘇區軍民達數百萬,福建省,湖北省蘇區各100多萬,而且令人發指的手段不計其數。

  為徹底“消滅”紅軍,蔣介石軍隊和藍衣社別動隊在當地施行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每侵占一地,就進行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他們糾集卷土重來的豪紳地主、流氓惡棍組織“還鄉團”、“鏟共團”、“暗殺團”、“義勇隊”、“挨戶團”、“靖衛團”、“保安隊”、“搜山隊”等反動組織,對蘇區人民進行瘋狂地報復。蔣軍狂叫“大亂三天,大殺三年”,要“屋換石頭,人換種”,“斬草除根,誅家滅種”。在“寧可錯殺一千,不能錯放一個”的反動口號下,蔣軍在蘇區實行慘絕人寰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誠如國民黨政府在報告書中供述,在“清剿”區內,“無不焚之居,無不伐之樹,無不殺之雞犬,無遺留之壯丁,閭閻不見炊煙”。

  蔣軍肆意屠殺蘇區共產黨人及老百姓,其手段極為殘忍,駭人聽聞,如挖心、剝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懸梁、火燒、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鐵絲、割舌頭、破肚取腸、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釘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數十種酷刑。從3歲孩童到80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嬰兒被蔣軍抓住2條小腳,活活撕成兩半。有的革命群眾被蔣軍用燒紅的鐵盒戴在頭上活活燒死。有的婦女被輪奸割乳,凌辱而死。

  比如,國民黨獨立33旅旅長黃振中殺害寧都、瑞金、于都、興國、廣昌、石城等縣人達數萬人。國民黨江西保安3團團長歐陽江一個晚上屠殺500多名抗交糧食的瑞金武陽群眾,制造了‘武陽圍血案’。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門崗一次槍殺了500余人,國民黨瑞金縣長鄒光亞在云龍橋下一次集體屠殺了120余人。瑞金竹馬崗被殺害的人數以千計。謝家祠和陳家祠被害的革命群眾的尸體推積如山。

  據當地史料的不完全統計,瑞金有18000人被屠殺;興國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屠殺3000余人,其中禾豐地區被保安團團長華品懋殺害的革命群眾達500余人,沙心地區全家被殺絕的有37戶。贛縣田村一地被殺害94人,其中有14戶被殺絕;尋烏被殺害4520人,殺絕900余戶;會昌被殺害972人;石城縣被屠殺的干部和群眾576人;廣昌被害的1000余人;寧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眾死于蔣軍的屠刀之下;上猶縣被殺害的干部達1466人,群眾658人。在蔣軍的血腥屠殺下,不少村莊被殺光,成了“無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

  江西省吉安地區1933-1936年間人口從380萬下降到190萬,贛州地區被殺了300多萬,瑞金、興國兩縣80%人民被殺。

  其中有個地方叫千墳崗的,1934年紅軍長征后還鄉團在半個月內在這一帶8個村殺了1000多人,此地因此得名。千墳崗附近的一個村莊,民國初期有1000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殺得只剩下8戶,現在才100多戶。當地至今到處可以看到國民黨軍隊燒毀房屋后的灰黑地基殘余。

  在大屠殺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幾乎人口滅絕,全成為廢墟。在殺戮最為慘重的天臺山和老君山一帶,原本有6萬多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個地區只剩下不到300個老人和幾個病弱的小孩”。

  蔣介石和國民黨屠殺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的歷史,是十分殘酷和血腥的,也是令人無法想象和無法理解的。因為從大量歷史資料來看,當時的時代和歷史事實絕非是今天某些人所大膽假設和求證的那樣簡單、平和,蔣介石本人也絕非象某些人士所歌功頌德的那樣溫良恭儉讓…………

  當然,今天重提這些歷史的目的,也不是為了別的,只是為了還原歷史,澄清史實,以正視聽,避免某些歷史細節被人隨意戲說、瞎說和胡說,進而使某些歷史悲劇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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